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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名人

胡 渭

作者: 日期:2006-11-30 10:56:48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明,号东樵,湖州德清人,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

  明崇祯六年(1633)胡渭生于德清县北界文昌坊(今广场路)。胡渭12岁丧父,生活贫困而苦学不辍。15岁即考取秀才,但从此放弃举业,专穷经学,成为清代经学的先驱之一。康熙二十九年(1690),尚书徐乾学奉诏修撰《大清一统志》,开馆于洞庭山,邀胡渭参加分篡工作,胡渭遂有博览天下群书的机会。胡渭参考古今经解,详加考证,写出《易图明辨》10卷、《洪范正论》5卷,以充分的论据,指出宋儒“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的谬误与牵强误会。他还作《大学翼真》7卷,批驳了汉儒的附会之谈与宋儒的变乱之伦,重点是批判王(阳明)学改本之误。胡渭最有代表性的力作是《禹贡锥指》20卷,在书中胡渭吸收了历代研究《禹贡》的成果,肯定了班固、郦道元的研究,纠正了汉儒宋儒的许多错误。全书对山川形势、河道郡国的异同变迁,均有详尽叙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此书:“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其中“导河”一章,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颇有价值。胡梁启超认为:“胡明著《禹贡锥指》,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侍讲学士查升将《禹贡锥指》荐呈康熙,康熙阅后加于赞赏,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南巡时,在行宫召见胡渭,御赐“耆年笃学”匾额。胡渭曾为幕宾,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著有《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禹贡锥指》、《诗笺辨疑》等,而尤以《易图明弊》和《禹贡锥指》最为著名。《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没有图象,五代时道士陈抟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为《河图》,又取乾幽度太乙行九宫法作四十五点之图,以成《洛书》,并称两书是龙马神龟从河中负出。还编造了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把它们和《易经》附会在一起,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陈抟把这些传给种放、穆修,再传给李之才、刘牧、邵塑、周敦颐等,致使宋代的理学家们都对它深信不疑,朱熹的《周易本义》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胡渭继黄宗羲《易:举象敛论》之后,进一步大胆揭穿了这一骗局,指出:“《诗》、《书》、《义》、《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认为所谓《易经》的《河图》、《洛书》不过是陈抟道士的修炼术,是后代晚出的伪书。这一疑古与考辨,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致使打击。因为,所谓“太极”,“无极”、《河图》,《洛书》之说,是“朱学”之核心论题,朱儒自理、气、数、命、心、性等,无不从此衍出,并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胡渭以《易》还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以《图》还诸陈抟、宋儒,这就给朱学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诚如他在自序中所云:“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子自孔子,离之双美,合之两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有别的途径。后人对此评价很高:“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采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汩灵窒息之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滥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白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如果说《易图明辨》表现了胡渭那种疑古考辨、勇于怀辨、勇于批判、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么《禹贡锥指》则集中体现了胡渭注重实学、关心时务的经世思想。他归纳《禹贡》十二项地理要义: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锡、武卫之奋、声教之讫。这十二要义简直包含了建立王朝江山大业的全部政、教、兵、财工作,所谓王朝地理的内容不过如此。在一统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能出现这样完备的关于大地域一统王朝的社会地理观,出现关于王朝空间规制的如此具体的设想,是令人吃惊的。这正说明,当时社会走向一统化的历史酝酿,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据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胡渭“潜心经义,尤精舆地之学”,“素习《尚书禹贡》”。认为历来论《禹贡》者,于地理皆疏舛,穿凿附会,因借参修《大清一统志》之机,遍观天下郡国之书,博稽群籍,考其异同,为《禹贡锥指》一书。又为《古今山河郡国形势图》等47篇,依《禹贡》经文训解,将古今郡国分合,河道迁徒,山脉走向,一一条分缕析。特别是专立“河道”一科,备考历代河道决溢、改流,迁徒演变之迹,并对改造黄、淮水系及两岸防止决堤提出许多意见。诚如江藩所言:这些都是“民生国计所系”,“其说可称卓论,岂不通时务之迂儒所哉”。因此,胡渭实为清代沿革地理学开山鼻祖之一。

  另外,胡渭在朴学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在诠释古籍、辨别真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此外他和阎若遽等人立汉学旗帜,批判宋学,这些于对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胡渭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人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也称乾嘉学派。当时的文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胡渭、阎若遽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可见胡渭在那时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应该看到,胡渭的“易图明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注流有根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故胡渭被皇帝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多为史家所讥,说明他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尚有一定缺憾。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明,号东樵,湖州德清人,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

  明崇祯六年(1633)胡渭生于德清县北界文昌坊(今广场路)。胡渭12岁丧父,生活贫困而苦学不辍。15岁即考取秀才,但从此放弃举业,专穷经学,成为清代经学的先驱之一。康熙二十九年(1690),尚书徐乾学奉诏修撰《大清一统志》,开馆于洞庭山,邀胡渭参加分篡工作,胡渭遂有博览天下群书的机会。胡渭参考古今经解,详加考证,写出《易图明辨》10卷、《洪范正论》5卷,以充分的论据,指出宋儒“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的谬误与牵强误会。他还作《大学翼真》7卷,批驳了汉儒的附会之谈与宋儒的变乱之伦,重点是批判王(阳明)学改本之误。胡渭最有代表性的力作是《禹贡锥指》20卷,在书中胡渭吸收了历代研究《禹贡》的成果,肯定了班固、郦道元的研究,纠正了汉儒宋儒的许多错误。全书对山川形势、河道郡国的异同变迁,均有详尽叙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此书:“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其中“导河”一章,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颇有价值。胡梁启超认为:“胡明著《禹贡锥指》,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侍讲学士查升将《禹贡锥指》荐呈康熙,康熙阅后加于赞赏,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南巡时,在行宫召见胡渭,御赐“耆年笃学”匾额。胡渭曾为幕宾,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著有《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禹贡锥指》、《诗笺辨疑》等,而尤以《易图明弊》和《禹贡锥指》最为著名。《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没有图象,五代时道士陈抟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为《河图》,又取乾幽度太乙行九宫法作四十五点之图,以成《洛书》,并称两书是龙马神龟从河中负出。还编造了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把它们和《易经》附会在一起,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陈抟把这些传给种放、穆修,再传给李之才、刘牧、邵塑、周敦颐等,致使宋代的理学家们都对它深信不疑,朱熹的《周易本义》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胡渭继黄宗羲《易:举象敛论》之后,进一步大胆揭穿了这一骗局,指出:“《诗》、《书》、《义》、《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认为所谓《易经》的《河图》、《洛书》不过是陈抟道士的修炼术,是后代晚出的伪书。这一疑古与考辨,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致使打击。因为,所谓“太极”,“无极”、《河图》,《洛书》之说,是“朱学”之核心论题,朱儒自理、气、数、命、心、性等,无不从此衍出,并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胡渭以《易》还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以《图》还诸陈抟、宋儒,这就给朱学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诚如他在自序中所云:“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子自孔子,离之双美,合之两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有别的途径。后人对此评价很高:“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采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汩灵窒息之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滥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白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如果说《易图明辨》表现了胡渭那种疑古考辨、勇于怀辨、勇于批判、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么《禹贡锥指》则集中体现了胡渭注重实学、关心时务的经世思想。他归纳《禹贡》十二项地理要义: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锡、武卫之奋、声教之讫。这十二要义简直包含了建立王朝江山大业的全部政、教、兵、财工作,所谓王朝地理的内容不过如此。在一统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能出现这样完备的关于大地域一统王朝的社会地理观,出现关于王朝空间规制的如此具体的设想,是令人吃惊的。这正说明,当时社会走向一统化的历史酝酿,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据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胡渭“潜心经义,尤精舆地之学”,“素习《尚书禹贡》”。认为历来论《禹贡》者,于地理皆疏舛,穿凿附会,因借参修《大清一统志》之机,遍观天下郡国之书,博稽群籍,考其异同,为《禹贡锥指》一书。又为《古今山河郡国形势图》等47篇,依《禹贡》经文训解,将古今郡国分合,河道迁徒,山脉走向,一一条分缕析。特别是专立“河道”一科,备考历代河道决溢、改流,迁徒演变之迹,并对改造黄、淮水系及两岸防止决堤提出许多意见。诚如江藩所言:这些都是“民生国计所系”,“其说可称卓论,岂不通时务之迂儒所哉”。因此,胡渭实为清代沿革地理学开山鼻祖之一。

  另外,胡渭在朴学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在诠释古籍、辨别真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此外他和阎若遽等人立汉学旗帜,批判宋学,这些于对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胡渭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人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也称乾嘉学派。当时的文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胡渭、阎若遽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可见胡渭在那时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应该看到,胡渭的“易图明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注流有根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故胡渭被皇帝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多为史家所讥,说明他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尚有一定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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