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日期：2008-03-17 11:17:14
四、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
胡乔木要求，《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我们要尽量写得客观、求实，不抱有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26}对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重大问题，应当写清楚，不应当回避。对于像古田会议的背景、中央苏区肃清“AB团”、社会民主党和富田事变、百团大战、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1947年土改会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抗战前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这样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编写和审稿过程中，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还亲自动笔修改。他所作叙述和论断,鲜明、准确，得到党史界的赞同。{27}
在1980年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谈到怎样写“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胡乔木指出：“对历史评论是一件事，解释是另一件事。如果不能答复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决议就等于不作。‘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在世界历史是可以说是千年不遇的。如果连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决议就没有价值。”{28}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具体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曲折发展的过程和“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为什么发生的原因，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29}
胡乔木还强调，研究历史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和广阔的视野，要写得公正、准确。他说：“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我们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30}“历史发展是很复杂的，写一部历史不容易，写革命历史对革命及其周围事件作恰当的描写，要看很多材料，要有相当广泛的视野，各方面的情况都要看到。”{31}胡乔木又指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不可理解的事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否则我们就要像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书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把拿破仑第三的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也还是没有把‘雾月十八日事变’解释好，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还是作了多方面的分析。”{32}他提出：“要对历史负责，要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33}
在1987年6月12日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册修改意见时，胡乔木指出，对党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重大问题，“要写得比较实在。”“把这些问题摊开，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过去一直没有做到。这个工作，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过分强调某个人犯了错误，而对这个犯错误的人的功劳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笔抹煞，这样不好。”他希望“新修改的本子尽量避免这方面的缺点”。{34}在这次谈话中，他明确提出党史中应写张国焘，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说：“‘八七’会议是个重要会议，有哪些人参加，要进一步弄清楚。郑超麟说他参加了。建党初期一些重要人物要搞清楚。不要回避张国焘。当时陈独秀有名无实，张国焘资格老，活动能力强，北方工人运动一直是他领导的，在党中央比较有发言权。后来他成立第二中央，为什么他能这样做，这与他在党内有资本，是老资格有关系。别人在当时的资格都不如他。现在党史中根本不提张国焘建党初期的活动，是不对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35}
对于怎样做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胡乔木在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对编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党史大事记的看法时，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见解。{36}他指出：“你们写大事记，目的不是把过去干的一切事包括干的蠢事都不加分析地记叙一遍，而是要对其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史实，用历史的眼光，给予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这些历史事实，现在我们既不能作任何修改，更不能把错误的东西看作正确的东西，如数家珍似地去一一罗列。”他认为：“必须用新的历史眼光，去分析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不允许按照现在的观点或需要去重新修饰、粉刷过去的历史。”但是，“尽管当时党的领导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广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为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却是正义的，光荣的，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这个根本的事实没有得到表现，作为党史资料就很难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他指出：“我们党在二三十年代领导群众进行的革命斗争，有盲动的一面，但决不能因此加以全盘否定。”“现在编辑这一段历史资料，不能一味表现那些‘左’的东西，而应该把正确的有意义的东西放在主要的地位。”胡乔木列举了这一时期党领导群众进行的积极的革命斗争后指出：“没有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就不可能产生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因此，“党在这一段的历史，光明面还是主要的”，“革命斗争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对用大事记体裁编写党史的若干重要认识问题，胡乔木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些大学教授（有的是秘密党员，有的与党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许多工作虽不一定都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当时确实是反映了党的奋斗方向和政治影响，仍然应该当作党的活动的重要史实。不能认为，只是北平市委所做的事情才算大事，才可以写。我想，凡是党组织团结群众反抗压迫和侵略而从事的活动，包括各个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进行的一切对群众有益的进步活动，只要是在北平市委工作的范围内，或者与北平市党组织有关，而又有历史价值，就都可以给予如实的记录和科学的评价。”胡乔木同时又指出：“对于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记述更要慎重”，绝大多数执行“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属于党内思想认识问题，应该肯定他们为党做的有益工作和历史功绩。”
五、要写得脉络清楚，生动感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
胡乔木常为一些党史著作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苦恼。他很重视党史的表达方式，要求党史工作者要研究解决。他指出：我们写的书，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使人能够读下去。他说：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他要求研究党的历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而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首先要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他认为，一些党史著作的缺点在于抽象议论多，过于逻辑化；不是从生动丰富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会议、文件出发，有时简直成了文山会海。他主张，编写党史，要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在论证有关党史上的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征引经典的历史观点；尤其要广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尽可能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外国人的、国内中间人士的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与我们一起来判断历史，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乃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37}
胡乔木说：“我们党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得到发展？在写党史的时候，不能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这样抽象的原则来解释，否则就是把历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论化了。”他指出：“事实比理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对于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动、具体的描写，不然历史就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历史本来是充满革命斗争的激情、动人的画面的，而我们写的本子常常变成了灰色的、苍白的。”{38}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写人。他说：“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党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的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党史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39}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叙事。他指出：“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通过叙述事实，表达我们的看法、评价、分析”。{40}他要求：“直接叙述一些生动的史实，而不是通篇都是枯燥的论述”，“不仅逻辑关系要写清楚，而且要尽可能的有血有肉。”“应该是从大量的史料中去选择、去剪裁。在书中有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直接镜头，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种历史再现的感觉”。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可歌可泣的事，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可歌可泣的文。这样，书一打开，显得比较精彩，能够感动人。要使得历史上动人的事情，在书中也是动人的，不要变得平淡无奇的、枯燥无味的。”{41}
胡乔木要求写党史要有感情。他说：“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42}
胡乔木强调：党史要写清楚历史脉络。他说：“党史书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43}又说：“党的历史线索要搞清楚，这是修改书稿中最重要的。把历史脉络写清楚了，书就容易看下去”。{44}他强调：“对党史本身，主要是头绪要清楚，这一点是整个党史书稿的主干。”{45}怎样做到搞清脉络，写得夹叙夹议，有条有理呢？归纳胡乔木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他在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意见时，结合“蒋介石是怎样变成反革命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46}二是要先讲清政治形势，根据政治形势及其变动来分析历史、评述人物。三是要点出历史发展的关键。“在联接的地方，在转轨的地方，把脉络搞明白，把关键点清楚。”{47}他反复强调，要把握根本的思想线索，不能仅仅把一件事一件事凑起来，却看不出历史的脉络。“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48}要“从文山会海的格局中走出来。”{49}要“用历史的条理，用应有的党的历史的观点，用已经得到的经验教训来写，把它贯穿到书稿里去。”{50}
胡乔木非常注重注释在书稿中的作用。他说：“注释可以成为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说的，可以在注释中说，注释里可以提出一些见解。看了注释等于看到了索引。”“注释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否则，显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讲不清楚。”{51}
胡乔木不仅提出这些重要的、原则的意见，而且对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的编写提出具体意见，分析和阐述各个时期党的历史,还不断发表重要的党史论文（如：《关于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成文时间的考证》、《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在他领导下，建设了一支高素质的党史研究队伍，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党史著作。这些著作是致力于实践胡乔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编撰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的。
{1}{2}{4}{13}{27}{37}据沙健孙：《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4、54~55、60、56、57~58页。
{3}{5}{9}转引自沙健孙：《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5、56~57页。
{6}{7}{10}{11}{12}{17}{18}{19}{20}{21}{22}{23}{24}{25}{26}{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308、254~255、314、255、244、234、53、78、234、235~237、238、239~240、241、322、84、239、84、83、254、253、57~58、242、243~244、333、301~302、294、311、301、298、288~289、295、291、311、294、298页。
{8}以上据胡乔木：《写党史要有三个新的态度》，收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参见沙健孙：《胡乔木同志谈党史工作》，《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6页。
{14}{15}{16}王明哲：《乔木同志和档案工作》，《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257、257~258页。
{28}胡乔木：《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29}胡乔木1980年7月23日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以《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为题收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引文见该书第92页。
{36}《胡乔木同志关于编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党史大事记的谈话》，《北京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